必一运动“中间风景”的内涵自诞生后经历了多次拓展，无论是郊野地带还是城市中的人塑景观，都呈现了田园理想的现代化表达：它显示出人类在被工业化生产割裂的状况下，在与自然关联缺失的窘境下，试图凝练与还原理想风景的努力。伯内特的儿童小说以孩童的视野体察了“中间风景”这一文化概念的多样化存在形式，并揭示其现实价值：它为身陷现代性危机的人类提供了逃逸与恢复的空间，亦帮助人类在其中建立起生态意识与平等意识，进而逃离碎片化的人生，获得确切的完整性。此外，经由伯内特对童年田园牧歌般的想象，孩童和风景的同构性与亲缘性得以映现，孩童或童年记忆也构建了人们逃避现代性困境的重要领地，成为“中间风景”一词别样的表达。不过，伯内特同时也看到了“中间风景”概念的内在矛盾性与局限性，并对将二者作为规训对象和理想载体的命运提出了质疑。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19世纪的美国提出了物质扩张与自然回归的双重诉求。为了调和这一矛盾，寻觅平衡二者的理想生活模式，文学家们致力于搭建中间地带，在飞速发展的工业社会追溯牧歌生活。因此，这一时期美国文学家对于“中间风景”的描绘蔚为大观，散文如爱默生的《年轻的美国人》、梭罗的《瓦尔登湖》，小说如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小说和温德尔·贝瑞的农耕系列小说，都构建了逃遁到乡野中间地带的愿景。
与此同时，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又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自然的生存空间不断遭到挤压。一些文学家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中逐步妥协：他们无法割舍旧式的田园牧歌，又不得不适应城市的生存方式，于是，他们逐渐将田园理想挪至心灵的一隅，在城市中展现对旧式田园精神的追溯，书写着城市牧歌。比如，欧文在《瑞普·凡·温克尔》等作品中着力塑造“田园化”的城市，惠特曼则在《草叶集》中创造都市牧歌，歌颂自然与城市的共存。
伯内特也敏锐地捕捉到了美国人生存方式的转变，将自己的园林癖好与田园理想倾注在儿童小说中。从早期在城市景观中寻找绿色空间，到后期回归田园主义的传统，无不显示着伯内特追寻“中间风景”的努力。她用孩童的视野体认着“中间风景”的内涵与价值，以独特的方式汇入了美国文学表达田园理想的大潮之中。通过独特的情感和表达方式，伯内特又为“中间风景”的概念注入了新的内涵。
美国对于“中间风景”概念的构想可以追溯至美国式的田园理想。而田园主义理念的呈现在西方文学中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最早可见于古希腊诗人忒奥克里托斯的《田园牧歌》以及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集》。这些古典田园文学不仅留下了瑰丽的诗篇，更为早期美国移民者提供了构建中间风景的途径。正如布伊尔所述，“田园意识是美国文化自我理解的中心”，美国式的田园理想在18 世纪得以形成，开国领袖杰斐逊对农业的支持也进一步发展了美国“田园理想”的文化心理。
与18 世纪美国田园理想强调的和谐静谧相比，19 世纪的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冲击下，其田园理想显示出“极强的悖论性特质：一面崇尚物质与扩张，另一面向往荒野与回归”。“中间风景”的理想而对于美国民众而言，“表达着二者兼有的偏好”，即对技术物质和自然诗意的双重需求。于是，在城市与荒野的交界处，郊野地带成为了文人寄托田园理想的独特空间。正如利奥·马克思所言，曾经只有下层人才愿意聚集的郊野那时“却获得比腐朽城市更好的名声”。美国自然文学的代表作家，如梭罗、约翰·缪尔、约翰·巴勒斯等人，也透过他们的自然书写深刻地塑造着美国人对郊野的田园想象。利奥·马克思将类似郊野这种融合“人工的复杂和自然的简单”的处所描述为“中间态”（middle state），他创造了“中间风景（middle landscape）”这一术语，用以指代位于自然和文明之间的两种对立力量的中间地带。在这种“中间态”下，人们可以免遭荒野的穷困与不确定，又能从文明的压抑中逃离，拥有与自然的关联感。如此，人们便获得了去除两个世界的“糟粕”，又同时享有二者精华的权力。
此后，劳伦斯·布伊尔秉持着自然与人工交汇的环境观，提出了“绿色田野与‘棕色田野’并存”的观念，并指出“自然一直在被人类重塑”，“都市景观和人塑环境”也应该更多地被纳入讨论视野之中。正如段义孚所言，“草坪和花园是对田园生活的模糊信仰的具象化”。城市中的绿地和花园等人塑景观显示出：人们试图在喧闹嘈杂的城市中设置屏蔽装置，将杂乱无章阻隔在外，创造独立于现代文明之外、与机器生产和农业耕种都无关的存在，从而构建都市民众得以暂时逃离的“伊甸园”。由此，城市中的自然景观（Urban nature）也成为“中间风景”理想的现代化表达。
弗朗西斯·伯内特于16岁（1865）与家人迁居美国田纳西州，其创作多半产生于此后，因此她的作品带有美国“中间风景”理念的明显烙印。而先前在英国出生并成长的经历也深刻地塑造着她的作品。1849 年，伯内特出生于英格兰曼彻斯特，她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光。彼时的英国正受到工业革命的全面冲击，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田园诗应运而生。在此影响下，大规模的园林建设和农业改造在英国不停歇地进行，这直接改变了英国的大地景观，让田园风光成为英国的文化体现。风景的建构反映了当地人的对世界对见解，而反过来，“一地的风景又塑造了居住者的观念”。英国园林风景就成为一种文化建构，作用于包括伯内特在内的这一时期英国文人。
伯内特的移民经历让她获得了美国人与英国人的双重身份，也使她得以同时汲取英国园林景观和美国田园理想的精髓，这奠定了她对“中间风景”的独特情怀必一运动。在此影响下，《小公主》《在封闭的房间里》展现了伯内特对城市中人塑景观的肯定，《小爵爷》《秘密花园》则寄托了她对郊野地带的想象，“中间景观”的独特呈现在伯内特的笔下铺洒开来。
归还乡野是伯内特儿童小说中一项显著的叙事结构，这在《小爵爷》和《秘密花园》中得到了充分呈现。《秘密花园》中的玛丽在父母离世后，从城市来到伯父克雷文的米塞斯维特庄园；同样，《小爵爷》中的锡德里克因要继承祖业，也从美国城市搬往英国郊野的多林考特堡。二者均构成了“城市—郊野”的叙事结构。而伯内特以梅德洛克太太面对荒野的焦虑映射人类对未知的恐惧，又以她看到灯光时的“如释重负”表现庄园的庇护性。她试图用此情节表明庄园让归还乡野的孩子们摆脱现代文明的束缚，获取与自然的联系的同时，也借助以灯光为代表的人工痕迹带去微弱的确定感，将二人置于保护之中，这凸显了同时通向荒野和城市的中间地带“郊野”的优越性。
但随着人类开拓活动的推进，荒野的空间变得有限，通往荒野的乡村道路也难以寻觅。与此同时，人类将许多乡村纳入城市规划，以侵占更多的空间用于工业生产。城市的侵略性步伐不断迈进，人塑环境逐步取代自然环境，这使人工和自然之间的纠葛变得愈发复杂和深入。正如布伊尔所言：“横亘在乡野和都市间的壁墙乃是历史生产的人为物；都市景观与人塑环境也应被考量。”在伯内特笔下，城市中的人塑“中间风景”彰显了城市居民对绿色空间的想象和建构，暗含着人们在人工时代对自然深深的依恋。
首先，《小公主》中的“窗户”为深处冰冷围墙内的萨拉建构了一处专属风景。这是一种人和自然互不打扰的取景，它让人们在屋子之内就有了能欣赏风景的权力，而又不改变自然本身。米切尔指出，人们享受通过窗户观看风景与“观看却不被发现的欲望有关”，因为窗景在满足了人们视觉愉悦的同时，又隔绝了自然危险的一面，这完全符合人类构建中间风景的初衷。同样，《秘密花园》中的“凉亭”与《小公主》中的“窗子”有着相似的作用。小凉亭的构造为人类提供了遮风挡雨的庇护之所，而通透的设计特点，使人们能够在其中与自然进行触觉、嗅觉、视觉等多方面的互动。这处独特景观为克雷文先生提供了调节心情的场所，也链接了他向外观景和向内反思的心绪，他在其中感受着四周自然生命力的冲击，从妻子离世的悲痛中逐渐抽离，并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生。
不过，“玻璃窗把人和自然分隔开，让人无法用身体接触自然。”萨拉即便能够在窗户内以视觉、嗅觉、听觉感知自然，却无法用触觉这一儿童最为敏感的感知方式与自然互动。而凉亭虽然克服了因玻璃阻隔而带来的触觉问题，但仍与自然保持了较远的距离。柏拉图认为视觉、听觉和嗅觉高于触觉，亚里士多却挑战了他的这一观点，并指出“触觉、味觉等看起来低级的感官反倒是更重要的”。因为相较于视觉和听觉而言，触觉是双向互动的过程，它不是随意关闭的，而是时刻敞开的。由此，触觉能更好地体现主体间性和无主体性，“看与被看”构成的不对等权力关系也在“触觉”的系统中得以消解。花园的存在则避免了视觉、嗅觉、听觉、触觉甚至味觉任何一感的缺失，与此同时，它又基本处于人类的掌控之下，以极高的能见度让人获得安全感。伯内特便在《秘密花园》和《在封闭的房间里》中呈现了花园这一理想的“中间风景”。
郊野反映了中产阶级对田园生活的想象，人塑景观则反映了人们在都市中制造理想景观的努力，它们既去除了城市的冰冷，又剔除了自然的危险，共同显示着人们在喧闹之中寻找伊甸园的努力。而在这两者之外，伯内特在小说中还展示了运用想象力建构的更为特殊的中间风景。比如，《小公主》中的萨拉就擅长运用孩童想象力去构建田园景观。萨拉拥有想象风景的能力与她对城市中自然空间的关注和依赖相关，因为“在自然中运用多感官的经历有助于建构认知系统”，从而激发出孩童的想象力。罗伯特·科尔斯在《儿童的精神生活》提出了儿童的灵性，霍夫曼也认为童年时人可能经历超验的过程，威廉·布莱克和华兹华斯则把儿童的灵性和自然联系在一起。伯内特受此影响，以自然场所对孩童想象力的激发，印证了孩童与自然的超验关系，论文的第四部分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而正如伊迪丝·科布在《童年想象力生态学》中所述：“在创造性知觉方面，诗人和孩子的思维模式很接近。”伯内特在小说中构建的窗户、凉亭、花园、郊野等景观与萨拉以想象力建构的风景具有某种一致性：她们都试图运用想象力，借助语言构像与成像，从而填补人和自然关联的缺失。
“环境危机与想象力危机密切相关，因此我们有必要寻觅一种更好的想象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方式。”用想象力构筑的景观，映射了二者对人与自然相处方式的美好想象，达成了人与自然的另一种共振。与此同时，无论是萨拉想象的画面还是伯内特的儿童小说，本质上均与人们在都市和郊野中制造的“中间风景”具有同构性——它们都是人类为了暂时躲避烦忧所建构的世外桃源，都是人类在人工时代对于梦境中理想风景的凝练与还原。
据乌尔里克（Ulrich）的心理进化理论，“自然会阻止消极想法的产生”，“即便是一小块区域有少量的植被，也为人类经常与自然相处提供可能性”。在《小公主》中，阁楼天窗的一小块景观便有此作用：当萨拉突闻父亲过世的噩耗时，窗外的麻雀让她看到了生命的力量与希望。伯内特本人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后，则选择投身于园艺，将荒芜的果园开垦为开满玫瑰的花园，并从中得到抚慰。此后，她又将花园的这种治愈作用表现于笔下的玛丽：来到了伯父庄园独自生活的玛丽深感无定与疏离，花园的存在则让她意识到自己“在世上并不孤独，除了人类的世界还存在别的空间”。而正如卢梭所指出的，当人不只接触冰冷的建筑和机器，逐渐回归自然的时候，身体也会获得相应的调节。《秘密花园》中的玛丽从在城市的“瘦弱多病”到在庄园“面色红润”“呆滞的眼睛也亮了起来”的转变，正是对这一观点的佐证。可见，中间景观的第一重价值在于：它能够为长久置身于都市文明的人类提供治愈的环境和恢复的空间。
再者，中间风景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它有助于缓解现代文明引发的精神危机。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人们逐渐在机械化的生活方式中丧失了自然和自我。小说《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In a Closed Room，1902）便表现了伯内特对机器侵占人类和自然生存空间的担忧。1844年必一运动，霍桑描述了类似“睡谷”的场景，他以火车尖锐的汽笛声对“睡谷”的打破，象征着工业化对自然的冲击，开启了美国文学的一种隐喻模式，此后梭罗的《瓦尔登湖》也描述过类似的场景。伯内特的叙述显然受此影响，她的小主人公朱迪思居住在离高架铁路很近的处所，极其厌恶“每隔几分钟就从窗户边掠过的恶魔”，称之“来得太快了”且“总是来的”。她以孩童的视角，将火车的妖魔化与无情的进步暂时性联系起来，表达了对工业文明的抵触。
现代社会所面对的是一个“机械化、数字化、庸俗化、专业化、分裂化、异化与物质化的世界”。无论是卡莱尔的“道德毁灭论”，还是脱胎于后康德唯心主义的“异化”说，都向我们指出，工业文明之下，人们开始“受到异己的社会力量的支配”。黑格尔将之称为“自我异化”（self-estrangement），也就是“社会自我和自然自我之间的冲突”。《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中，缝纫机的“呼啸”和工厂哨声的要求支配着朱迪斯的父母的生活，他们面临着现代语境下“人的工具化”；而在《秘密花园》中，玛丽的父母也忙于工作，受到机械时间的支配，对家人漠不关心。他们“每个人都好比从躯体上锯下的一部分”，“不是完整的人”。
“中间风景”则在追求进步的时代为人类提供了出逃的场所：朱迪斯在公园中与小动物建立联系，并在植物生长时感受到永恒生命；生活在郊野中的玛莎和狄肯则扎根大地，同自然一起构成了有机整体。伯内特以他们与中间风景的互动显示出：在远离现代工业文明的空间中，人类能够逃离碎片化的人生，获得更确切的完整性。
个体完整性的获取亦得益于生态意识的建立。中间风景给予了现代人亲近和理解自然的空间，促成了生态思想的形成。美国自然文学作家梭罗独居瓦尔登湖畔的经历，让他把“每一棵小松针都当作朋友”，久居郊野的狄肯也将自己看作动物的一员。而在狄肯的引导下，玛丽和科林也在花园与田野的塑造下逐渐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感受着自我与自然万物的融合。与此同时，这种生态意识又塑造了平等意识。久居郊野中间地带的人，位于自然与文明的交界处，他们能够用自然的法则审视人类文明。狄肯将人类看作自然中的一部分，对待他们如同对待其他动植物一样，因此即便衣着破旧，仍然表现得自信从容。同样，狄肯的姐姐玛莎身为仆人，却不像玛丽之前遇到的印度仆人那样低声下气，而是把玛丽当作自己的朋友。正如爱默生所述，在自然之中，人们会抛下阶级观念和等级划分，“就像蛇把它的皮全然蜕下”，感受并认同真正的平等。对于狄肯和玛莎而言，人类也是自然中的一部分，自然的规则里没有阶级的划分，自然之中人类之间也不应有等级与种族偏见。
而对于天生就接受了阶级思维的人而言，如果去除支配自然的思想，他们也会对人类的等级思维进行反思。段义孚指出“城市反映出人类的阶级，而花园则表达着自然的随意。在花园中，人们会放弃等级观念”，这是因为人们在进行园艺工作时也在参与环境，会产生“自我、自然与他人之间边界的消融和共享共同本质的感觉”。因此，在花园中劳作时，玛丽和科林都跳出了小我的纠结，达成了与自然整体的共振。与此同时，自我与他人的边界也随之打破，玛丽逐渐将之前被自己看作“下等人”的玛莎视为朋友。玛丽在消融感之中放下了人与自然的差异意识，也开始反思人类社会的等级思想，从而放下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意识。她抛去一切社会地位和身份标签，开始看到“生命”本身。
可见，中间风景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治愈与恢复的空间，更在于提供一种让人得以置身于整个生态系统的空间。因为有了中间风景的存在，人们得以片刻地远离高度分工化和机械化的工业社会，以较低的时间成本，获得了成为多向度的“完整的人”的可能性。
此外必一运动，伯内特不仅在作品中展现了“中间风景”的价值，她描绘的“中间风景”画面本身也为读者打造了一个精神上的伊甸园，并试图将他们从现代精神危机中拯救出来。而就面向的读者群来看，伯内特的这个伊甸园主要是为孩童所设计，她笔下中间风景的价值也在孩童身上体现得更加全面和深刻。伯内特在小说中生动地呈现了孩童与中间风景之间的同构性和亲缘性，这为她的创作注入了一抹独特的色彩。
孩童尚未受到文明的过度浸染必一运动，他们常被看作未成形的人，保留着原初性，这让孩童处于一种特殊的“中间地带”。恰如中间风景介于文明与野性之间，孩童也兼具文明与野性的双重特质，二者同处于两种对立力量中间的某处，共有不确定性和混沌性。孩童在走向“文明”的成长阶段上，正如郊野一般存在通往“混乱的倾向”。《秘密花园》中的科林早年就表现出过这种破坏力，他的行为和荒野一样让梅德洛克太太等人心生反感和畏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伯内特塑造的小主人公大多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如萨拉和玛丽），她们寄人篱下，在身份上更显示出模糊性和边缘性，这与处在自然与文明之间的模糊地带存在相似之处。
当伯内特笔下的这些孤儿来到新土地或新住处后，便会与居所的一处“中间风景”（城市窗景、郊野花园等）产生情感链接，并试图从中获得依附感，这显示出孩童与中间风景在同构性的影响下的灵性沟通。爱默生在《论自然》中提出，人类应该依靠“直觉”而不是“经验”建立与自然的深刻联系，孩童显然是最易以直觉感知世界的。因此，他们能够轻易摆脱人类法则的束缚，从自然中汲取资源，获得天然的生态意识和平等意识。伯内特显然接受了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多次在作品中描绘儿童与自然的天然感应，将孩童感受自然万物的生态直觉展现给读者。
这种生态直觉亦能从皮亚杰的理论中找到支撑。皮亚杰指出，孩童在十一二岁之前都是泛灵论者，其思维模式与列维·布留尔的“原始人思维”相近，在他们看来“主客体完全合并”，是“非二元论”的。当儿童认知的主体渗透到客体之中，便会产生客体有灵性的认识。因此，孩童可以将自然万物看作能与自己平等交流的另一主体，而不是施加人类欲望的客体。在伯内特的早期作品《小公主》中，萨拉与麻雀、老鼠的相处就体现出了这种平等的生态意识。
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自然缺失症”广泛存在于现代儿童之中，孩童“万物有灵”的思维模式在宗教祛魅和技术赋魅的语境下被侵蚀，其生态直觉也逐渐被现代都市文明所遮蔽，伯内特对此的思考表现在其后期作品《秘密花园》中的小玛丽身上，而玛丽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则显示了孩童回归自然对于去除遮蔽的重要性。
在“中间风景”对都市孩童起到去除遮蔽和安抚作用的同时，儿童或童年体验在这一时代也构成了人们逃避工业化和现代化困扰的重要领地，形成了另一种“风景”。一篇题为《儿童文学崇拜》（The Literary Cult of The Child）的文章指出：19 世纪确实发现了儿童，它唤醒了儿童的“戏剧性”和“如画”的可能性。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家倾向于将童年视为一段如自然美景般纯洁宁静的时光，这反映了他们对儿童时代的理想化。进而，他们将回溯童年视为一种逃避现实、回归自然和纯真的方式。
孩童与自然被伯内特联系在一起，共同显示出她在工业革命的压力下对天真与自然的呼唤。她的这一认识显然受到了英国浪漫主义的影响。华兹华斯称“儿童是成人之父”，他认为孩童时期的人类没有被社会异化，因而是人性最完满的时刻，自然与儿童也因其原初状态的保存而被关联，一起呈现了他对灵性的呼唤。威廉·布莱克的《天真之歌》也表明孩童能与自然融为一体，构成超验性与神秘性的存在。童年想象和自然存在合力保存着成年人失去的天真世界，成了精神危机时期调解的象征。
此外，作家的童年风景记忆也成为他们在不确定的时代寻找心灵寄托的场域。在华兹华斯看来，童年时期的记忆是成人重归自然和本性的重要途径。梭罗认为小时候父亲带他到瓦尔登湖的记忆塑造了他的梦想，洛佩兹则称塑造自己想象的是“南加利福尼亚的干旱河谷”和“果园边橘子花丛的浓香”。对于伯内特而言，小说中以花园和郊野为代表的景观实现了她童年生态记忆的乌托邦还原。她试图通过孩子的视角感知童年记忆中的自然风景，重新建构起属于自己的伊甸园。
鉴于此，童年记忆及孩童本身都成为了这一时代文人寄托“中间理想”、逃避工业文明冲击的载体。在此语境下，田园牧歌般的童年想象充斥着伯内特的儿童小说，她在其中探寻着天真与自然之间的共生纽带，也展现了对于两种“风景”相互融合的美好愿景。最终，窗景、花园、郊野、儿童与童年记忆在她笔下达成一致，共同构筑了“中间风景”理想的多重表达。
“中间风景”是一个颇具内在矛盾的理念。一方面，它为久居都市的人类提供了亲近自然的途径，另一方面，它又揭示了人类对土地的开发与占用。约瑟夫·米克指出：“花园展示的不是自然的形象,而是人类操纵自然的形象。” “中间风景”的构建离不开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规训，这指向了人们勒令自然为自己服务的本质。人们在形塑风景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然，支配动植物的生长方式，这具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也是中间风景在生态视野之中的局限之处。
在“风景”一词上，孩童又一次与“中间风景”处于相似的境地：正如自然成为人类观看的“风景”，孩童也被当作没有完全自主意志的存在被成人审视着。人们试图改造自然，去除其未知性和不确定性，使之成为不具威胁的“中间风景”，与此同时，“成人也认为孩子必须在控制下成长”，以通过教育去除其无定性和混乱性。把孩童或童年记忆理想化，并将之视为逃避工业冲击的又一阵地的思维，则显现出对孩童现实情况复杂性的忽视。可见，二者都是在成人的规训和控制之下成长起来的，均为成人将自身理想强行诉诸其中的结果。而当孩童与自然都成为寄托中间理想的工具时必一运动，其自身的主体性便惨遭忽视。
于是，“中间风景”面临着失去个体独立身份的险境。它仿佛变成了人文主义假设的从属产物，仅仅是“都市人寻求的纯朴世界”，其终极目的只是“赋予他们以力量”，从而以更好的状态回归到文明世界之中。伯内特在《秘密花园》中以两个孩子反对修整花草的情节，则呈现了孩童对此境况的反叛：与将花草修剪整齐相比，狄肯和玛丽都希望让它们自然地生长，就像孩子们希望按照自己的本性成长一样。二人将花草视为自身境遇的投射，他们拒绝修剪花草暗含着他们作为儿童对成人理想寄托的反抗。这其中饱含孩童对自然的共情，也实在地流露了强烈又自发的生态意识。
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后，美国“儿童文学的性本善的观念取代了性本恶的观念”，同时“童年也被视为一个独立阶段”，其写作主流从开国初期的说教训诫，转向对童心的歌颂，并强调孩童与自然的联系。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1876）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1884）还原了密西西比河河岸的小镇，并塑造了与这一中间地带相辅相成的顽童形象；罗拉·英加尔·槐尔特的《英国加尔一家的故事》（1932—1941）书写了罗拉跟随家人先后迁居至森林中的圆木房、河沟堤坝的窑洞、草原里市镇等地的故事；约翰·斯坦贝克的《红马驹》（1933）描述了少年裘德眼中的的牧场、山乡以及家门后的灌木丛；卡罗尔·赖里·布莱恩的《卡迪森林草地》（1936）则呈现了布莱恩和家人在威斯康星州森林里的生活。这些小说都以儿童的视角体察了“中间风景”，展露了孩童回归大地、向往田园的深情。伯内特凭借作品《小爵爷》《小公主》《在封闭的房间里》和《秘密花园》，也成功地介入了美国儿童文学“中间风景”的书写大潮中。
与同时期儿童文学作品对中间风景的表达相比，伯内特的儿童小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受到生活经历的限制，她笔下的“中间风景”多拘泥于花园、庭院、庄园等居所，可见其自然视野不够开阔。再者，早年的伯内特对孩童人格的塑造较为片面，这尤其表现在她对锡德里克和萨拉的刻画上：二者对中间风景有着天然的认同，呈露出伯内特对儿童完美形象的构想。不过，《秘密花园》的问世却表明了伯内特理解力的显著提升，她从单一风景人格的塑造走向了更加丰富多维的孩童形象的塑铸，并透过玛丽这一角色展现出都市儿童对于“中间风景”认知的转变。
虽则如此，伯内特的小说也超越了上述部分作品显著的缺陷，彰显了自身的独特价值。尽管罗拉、约翰和卡罗尔的作品同样强调了孩童对“中间风景”的天然感应，但这些孩童却拥有小拓荒者的视野，他们和成人站在一起，洋溢着开拓土地的喜悦。马克·吐温虽然观察到儿童对成人的反叛，却也鲜少揭示孩童对中间风景处境的共鸣与同情。相较于他们，伯内特则在人工时代追寻理想景观的热潮中，奏响了一曲异彩纷呈的先见之音。她隐隐看到了“中间风景”背后藏匿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以“中间风景”的双重表达为线索，用微弱的声音抗议着自然和孩童被主宰的共同命运。这份反思之声虽不显耀，却透着深刻的前瞻之光。
原标题：《《写作》新刊︱王梦潇：人工时代的自然写作与童年写作——论伯内特儿童小说“中间风景”的双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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