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一运动1939年12月10日凌晨，正在转移的胶东大众报社和胶东区委党校全体人员，在掖县（今莱州市）三元乡河南村与日伪军遭遇，陷入敌人包围。尽管这是一支非战斗部队，但面对装备精良的凶恶敌人，全体人员仍毫无畏惧誓死抵抗，在少量卫队掩护下浴血突围。

　　经过一上午激烈战斗，有61位同志壮烈牺牲。清理战场时，人们在村北口发现了大众报社社长阮志刚的遗体，他怀里揣的一个高粱面饼子滚落在身旁雪地上……这位牺牲在抗日战场的报业史上第一代社长、总编辑，时年仅29岁。

　　阮志刚原名袁照高，曾用名袁时若、袁晓峰，山东临沂市人，1929年加入中国，党组织被破坏后，他与组织失掉联系，不久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在校期间，阮志刚曾参加“一二·九”，毕业后于1936年应聘到威海公立中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组织学生下乡宣传抗日救亡，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威海地方队部，并任队长。

　　1938年1月，阮志刚参与组织威海起义，并经胶东特委书记理琪介绍，重新加入中国，经历过攻克牟平城、雷神庙突围等战斗。同年6月，他在黄县（今龙口市）参与筹建《大众报》，翌年2月接任大众报社社长兼总编。

　　1937年12月，天福山起义诞生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发扬中央红军政治工作传统，利用战斗间隙曾先后出版过《救亡简报》《抗日战报》等油印小报。当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在黄县与鲁东游击七、八支队会师后，声势空前壮大。这时，办一份更完善、更充实的大型报纸，及时传达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信息，已是广大军民共同的期盼。胶东特委不负众望，1938年6月初，在黄县文基姜家三军政治部宣传科住的小草房里，召开了报纸筹办会议。曹漫之、阮志刚、贺致平、余鹏、刘汉等十几位同志围坐一起，各抒己见必一运动，逐渐将心中愿望变成实施计划。小草屋开有前后门，凉爽的穿堂风裹着阵阵蝉鸣，驱散屋中的闷热，清瘦病弱的阮志刚此时却感到有点冷，但这没有妨碍他对办报程序的策划。他力求将可能遇到的困难预想到细微处，把解决问题的措施设计周全。然而，半年后，当他作为报社第三任社长入主《大众报》时，面临的困难还是令他深感沉重。

　　此时的报社已初具规模，但各种制度均不健全，工作人员短缺，尤其是全社人员上年底从掖县紧急转移到黄县后，略加休整便又步行一个多月，才落脚莱阳东馆村（现属莱西市）。当时，主要印刷设备都隐藏在百公里外的黄县，要尽快恢复铅印报，还须组织力量将机械设备秘密转运回来。这看似简单的工作，干起来却如同虎口拔牙。黄县城已陷敌手，藏匿物资的几个村庄情况不明，附近又有敌伪据点，转运路线还要经过顽固派控制区域，稍有疏漏便会带来重大损失。不久前，已有人在黄县运送《大众报》时牺牲，在如此险恶环境下雇用大批牲口运输机械设备，途中会出现什么意外情况，谁心里也没底。

　　阮志刚不为困难所阻，一面派人化装潜入黄县侦察印刷设备隐藏地情况，制定敌后运输方案；一面对报社各道工作环节进行认真梳理，发现当时编辑部工作最为薄弱，存在严重隐患。因编采人员不足，稿件缺少必要审查，一旦出现纰漏，将会给区委工作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置身情势多变的游击战场，想找个能承担编辑工作的文化人谈何容易。人手一时凑不齐，阮志刚便独自兼任编审。他在白天忙完其他工作后，夜里将待用稿件逐一审查，确认质量合格，亲自盖章后才送工厂排版。当隐藏在外地的设备到位后，铅印报恢复出日刊，每天有一半稿子是在深夜以后发排，这就使阮志刚忙得夜里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病弱的身躯更加消瘦。战友们劝他：有些文章白天看过，晚上就不必再审查盖章了，这样熬下去，人扛不住。阮志刚说：“审稿、签章制度是我主持建立的，我自己不执行讲不过去。”

　　有一次，他一连两三夜只睡了三个多小时觉，夜里实在支持不住，稿子没看完就趴在桌上睡了。这时，勤务员小谢来送待审稿，只好将他叫醒。他歉意地点点头，接过稿子，嘱咐小谢一定等他看过盖章后方可付印。可没等看完，他又睡着了，于是小谢又把他叫醒。他实在是太累太困了，就这样连续被叫醒5次，才把当天的报样看完。

　　有一天夜里，当他聚精会神地坚持看完全部稿件，准备逐一盖章时，竟连举手的力气都没有了，印章盖得左一个右一个，歪歪斜斜什么样都有。有时稿子从手中脱落，结果把图章盖到自己手掌上，天亮一看，桌面、墙壁到处都有印迹。

　　还有一次审稿时，他和送审的勤务员累得都睡着了。印刷工人等得不耐烦，找到编辑部要稿子，这才发现两人手里拿着稿子，全都沉睡不醒，来人一肚子火气顿时烟消云散……

　　这些印刷工人深知社长的艰辛必一运动，为规范报社日常工作建章立制，他以病弱之躯，倾尽心血承担起几个人的工作量。在弥漫着战火硝烟的抗日游击战区，阮志刚为报社编辑部确立的审稿制度，一直延用到今天。

　　阮志刚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他不仅精通英文，对世界语、德文、法文、俄文、日文以及新文字等也都有研究。他天分高，博学强记，涉猎知识非常广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物理、化学到哲学、历史等，虽然说不上精通，但也能讲出个子丑寅卯。在抗日根据地，许多人称他为“胶东小辞典”。

　　他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带领报社全体同志，克服各种困难，组织了卓有成效的宣传报道：宣传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日寇罪行和抗日军民奋勇抗敌事迹；宣传中国的性质、任务和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扩大了党的影响。当时的《大众报》开辟有“劳工生活”“抗战青年”等专页及“马列主义讲话”“哲学讲话”“社会科学讲话”等专栏，向群众传播革命思想。阮志刚力主改革半白半文语言必一运动，用通俗的语言在这些精心设计的版面、栏目中，满腔热情秉笔疾书。

　　他非常重视报社人员的思想建设，在报社日常工作中设置了政治课、文化课。自己尽管工作繁忙，还是抽出时间每星期给工人同志讲一次课。他用通俗的语言，打着生动的比喻，声音不高不低、不紧不慢，似乎有说不完的新鲜事、道不尽的人生哲理。他用大白话讲解什么是压迫剥削，组织工人讨论“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还是工人养活资本家”。他讲的有关社会发展史、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人类社会的美好愿景以及的奋斗目标等，人们感到十分新鲜。许多当年聆听他讲课的人，到晚年仍念念不忘。这些年轻人最终树立起革命人生观，阮志刚有启蒙之功。

　　当时报社内部推广学习拉丁化新文字。这是一种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方案，1931年在海参崴举行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由瞿秋白、吴玉章等人制定。它一问世便立即引起了阮志刚的关注。他以扎实的外文功底，敏锐感觉到这种新文字必将得以广泛推广使用。入主报社后，他所掌握的多国文字一时派不上用场，便力主推广使用新文字。我们今天翻阅当年发行的《大众报》，就会看到在报头下方清晰标注着拉丁字母拼音，这在同时期国内报刊上极其罕见。

　　但是，当年报社工作人员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不少人对学习新文字没有兴趣，认为这些外国字母离现实太遥远。阮志刚开导大家说：“别小看新文字的作用，这是学习世界语的基础，学好新文字，再学世界语就不难了，将来实现，世界语也会通用……”

　　不可否认，汉语拼音如今确已成为沟通网络天地的重要元素。但是，在70多年前，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面临随时可能牺牲的危险，一位蜗居在穷乡僻壤的党报干部，能有如此远见卓识，描绘中华民族解放后的美好蓝图，足见其抗战必胜的信念坚如磐石。

　　阮志刚喜欢在空闲时与工人聊天、做游戏、拍着手教唱歌曲：“你种田，我织布，他盖房子给人住……”谁有不懂的事去问他，总会得到耐心解答，一时听不懂也可随意争辩。

　　有位当年的印刷工人，在半个多世纪后回忆与阮志刚相处的日子，曾提到这样一件小事：“他给我们讲课准时准点，从不迟到，因为讲的新鲜事多大家都爱听必一运动，屋里坐不下，不少人就在门外、窗外站着听。”有一次开大会，是另一位社领导在讲话。阮志刚看屋里人都满了，便自己悄悄蹲在门外听。有人发现后让个地方请他坐下，他小声告诉人家：“在这地方能听到就行，我讲课时不是也有不少人站在门外嘛。”

　　阮志刚生活俭朴，吃的、穿的、用的同报社其他人一样。他和大家一个锅里摸勺子，从无特殊要求。为避开敌人围攻、偷袭，报社经常转移，他身背匣子枪、子弹袋，还有公文包、干粮袋，同大家一起行军。途中吃饭，都是后勤部门挨村派的，但因群众生活水平不一样，送的饭有的好些，有的差些。他看到有略好一点的饭食，总是让给别人，自己拣差的吃必一运动。各家送饭时间不一致，有早有晚，他执意让别人先吃，自己饿着肚子等待……

　　在与各种敌对势力激烈斗争的复杂环境中，阮志刚以实际行动树立起中国人光明磊落、矢志抗敌的真实形象，以此影响、感染着报社全体工作人员。突围战结束后，人们含着眼泪，掩埋了报社包括社长阮志刚在内的战友们的遗体，挖出掩藏的印刷设备，又投入紧张的复刊工作。由于人员大量缺失，无力继续出铅印报，便在山洞里架起石版印刷机，借一碗油灯的昏暗光亮，书写药纸、洗刷石版、摇动机器……

　　半个月后的1939年12月24日，编号为392的石印版《大众报》又出现在胶东大地上。